在浙江省慈溪市一家电商企业工作的曲阳波蓄着浅浅的胡须,似乎有意与同龄人区分开来,1992年出生的他开保时捷macan(印度语:老虎),自认“比其他二代低调,2.0的(排量)也省油”。

至于什么是富二代,他有更具体的认知:“起码要开个超跑吧。”

他说,父亲开的轴承厂“已经做到了天花板”,不会考虑接班。父亲默认他的这一想法,想让他“去外面吃吃苦头,不要像钢珠一样陷入轴承小小的内外圈里”。

浙复硝酚钠的作用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朱建安曾表示,全国超过85%的企业属于广义家族企业,而在浙江,这个数据还要略高。

以慈溪为例,先前“创一代”们靠轴承、家电、汽配等行业逐渐打开民营经济的局面,家族企业比例几乎接近九成。

然而,传统手工制造业在过去十年间不断面临转型或死亡的挑战。之后十年,伴随产业转型的阵痛,60后的“创一代”们还不得不面对一场代际的“塔尖交棒”。

家业长青学院创始人、宁波方太前董事长茅理翔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中提及,“现在全国大约有500万家企业,已经到了传承的关键时间节点,中国55岁以上的一代五年到十年一定要完成家族的交接。”

茅理翔和儿子茅忠群

根据2016年1月发布的浙江大学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健康指数报告,二代的接班意愿仅有43%。

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走访的慈溪市创二代群体中,有些人不愿意接班,只是想做更擅长的事情,或是逃离传统制造业;有些人沿着父辈的路径对企业进行提升;有些对企业资源使用进行了重置和转移;有些将原有竞争力不强、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收缩,重点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

轴承“厂二代”:没兴趣接班小厂,会顾家族体面

曲阳波从小学到中学一路念当地的贵族学校,一学期学费两万;很早名下就有几套房产;车子也可以随时换,“实习时开的还是宝马”。

但自始至终,眼见父亲的老厂从他中学时一百多号人锐减到现在的20多人,密集型劳动力被成熟的流水线所代替,他对接班这个规模不大的轴承厂没有兴趣。

他和父亲之间像有某种默契:父亲支持他自己赚钱捣鼓些新玩意儿,也不忘提醒,生意场上人心诡诈,要经营好朋友圈子;他自己也觉得,创业哪怕败了,也不会被人指责“败家”。

2011年,曲阳波考入浙江工商大学念市场营销专业。他不忌谈自己大学时失败的创业经历:

大二找人做海外代购赚了些小钱,但利润不断被压缩,逐渐放弃;

大三暑假,去做房产销售,每天的业绩考核压力很大,在杭州一家超市门口摆摊带人去看房,以带去看房的“人头”结算小柜钱包预习春收入,但烈日当空,询者寥寥。为了达到考核要求,他贴钱讨好骑三轮车的大爷,或者是容易受小恩小惠诱惑的大妈。整整两个月,他在惴惴不安,焦虑不定的状况下度过,每天都担心找不到人看房。开学后,他开了杭州下沙(大学城)闲置物品转让的微博账号,从物摆渡老人品转让和人群撮合中抽成。但很快,阿里巴巴的“闲鱼”魏子煜上线,曲阳波被大佬的生意抢去饭碗。

大四那年,他说服其他四个朋友做一个同城旅游的手机app,但他渐渐发现这完全是幻想状态下的产物。自己的想法和工程师呈现的功能几乎南辕北辙,他即使跑断腿,连在杭州下沙的旅行社业务都跑不完。他说,“我自己按了快进,也是自己叫了停。”

因为不间断的创业挤占课业时间,他差点被退学。当然,他最终没有告诉父母关于收到学校退学警告的事情。就像父亲从不跟他交流轴承厂每年能赚多少钱。

2015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前夕,他问父母要了11万投资股票,打包票稳赚不赔的他,在股灾中亏损了三分之二,因此“再也不想看股票账户”。

他知道,要靠自己赚钱还是需要脚踏实地找份工作。

唯一需要顾及的,可能是家族的体面。他记得毕业后去面试麦德龙超市的干部储备岗位,已经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但在母亲陪同去医院开健康证明的路上,母亲突然说,“感觉儿子在超市做,不太体面,我们也不缺你赚这份钱。”

后来一次喝茶中,通过母亲的朋友说起现在他供职的这家公司。他入职后欣喜发现,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倔强着不肯接班的二代。

他在半年里成为了公司SNS(社交媒体运营)部门的带头人。本来这是他“一个人的部门”,现在他手下已经有了七个人。他希望未来能从老板的手下变成合伙人,一起找项目、接洽投资。

他自认能吃苦、图新鲜、懂时尚、有审美,最近在做的项目有智能防丢雨伞和美甲仪。

他有自己的看不惯,看不惯一个号称时尚网红的大叔穿着200块买来的A货,大谈品味、时尚、流量经济,口若悬河。

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看来,一些中小型企业除了资金积累不够外,还因为产业层次低,对子女没吸引力,最终这批接班乏力的中小企业主可能会选择卖掉企业变现。

谈起父侯镛亲未来的计划,曲阳波不禁笑了起来,“老爸说退休了要养条狗,开个茶馆,或者在花鸟市场坐着卖卖花鸟鱼虫,跟人聊聊天”。父亲跟他提过,如果那时订单尚多,就把厂托给专业的人打理,如果订单少了就把厂子卖掉,“那样再也不会有资金压力了。”

小家电“企二代”:宁成家,不立家业

跟曲阳波家里的情况不同,魏泽父亲的企业已经有职业经理人入驻, 也有董事会和股东,“不再是家庭作坊”,主要生产个人护理类小家电,一年的销售额约一亿六千万人民币。

“新型的家族企业传承观念要求老一辈企业家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即在无法培养出优秀的第二代企业家时,尝试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股东,而实际的企业管理可以依靠引进职业经理人。”陈凌教授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

刚满23岁的魏泽决定今年结婚成家,却在接班这件事上暂时选择了逃避。

魏泽说自己其实是“富三代”,爷爷在1983年开了塑料生产加工厂,2004年,父亲才向小家电行业转型。

2008年金融危机,父亲的哈利油传全集厂碰巧扩大产能增加流水线,资金面吃紧,他亲眼看到父亲“每天开门都在亏钱”,身边的兄弟企业在市场的丛林法则中接连倒下。从那时起,周围遍地“三角债”和“人情担保”。而2010年,潜伏的危机彻底爆发,“跑路的跑路,散伙的散伙。”

魏泽说,异火丹王父辈并不擅长金融和资本运作,但去年和前年,父亲的企业甚至涉足不擅长的房地产领域,“经不起诱惑神雕后传幻淫记,在江苏海安的房地产市场投资了两千万,最后家乐福,3d开奖结果今天,韵达快递官网投资被腰斩。”

他徐徐柞木虫说道,“人还是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以慈溪进出口集团为例,曾经是慈溪最大的企业,销售额一年十几亿美元,但中间因投资房地产,忽略了主业的发展,最后破产重组了。”

去年下半年,他在离慈溪三十多公里开外的余姚万达广场投资25万开了一间餐馆。“与其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如说在逃避接班。”魏泽在这件事上很清醒,“我是那种意识到一点不行,就果断放弃的人,绝不犹豫。”

魏泽开餐馆的事常被父亲说不务正业,但他没有多解释什么。一样是经商,有些东西仍然躲不过。他说开餐馆遇到“无处不在的骗子”,轻信口头承诺后餐馆推迟了许久才开业,“过去觉得合同不就是一张纸嘛,熟人用一张纸束缚也太脆弱了,现在觉得合同简直是绝对丽奴商业社会中信用体系的基础,不然骗子那么多,bf519你说傻子哪够用?”他忍不住感慨。

决定接班的前“顽童”:源于父亲的中年危机

24岁的赵照决定子承父业,尽管他认为父亲企业的管理模式跟现代企业的差距还很大,但他想试试。

2012年,按赵照的高考分数,他只能将就进一所大专。于是,不愿复读的他被父母送去美国念商科。这个小伙子后来在波士裸拍门顿养着一条狗、一辆玛莎拉蒂。在旁人眼里是一个标准富二代,花钱大手大脚,学习不上心。今年8月之前,他从没有考虑过接不接班,更不用提什么危机感,他甚至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今年暑假赵照回国,他发现父亲突然有了中年危机,不时会趁赵照在家时找他促膝谈心,父亲主动提起2008年触目惊心的倒闭潮和2010年不堪回首的担保风波,提醒儿子要培养敏锐的商业嗅觉,以及“关系再好,也坚决不给对方担保”。聊的最多的则是2012年的借贷危机和自己的卑躬屈膝。

原来就在他出国那年,父亲的工厂正处在痛苦的转型期。

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介绍,从2012年上半年,浙江企业的减产迹象就日渐显现,尤其是在浙江企业生产效益经历了20%~30%的高增长之后,骤然放缓的增长对企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而一些行业就完成了重新洗牌。而家族企业传承的一大难题是,“理解家族传承的大环境背景,如代际传承就好比一场政变,可能降低企业的存活率。”

后来,工厂从原来生产洁具(例如花洒)转型到无污染暖气片,需要花2000多万从德国和意大利进口整套流水线,这一度让赵照的父亲抓耳挠腮。“做我们这种企业的一般现金很少,都是举债经营,有收益再投入生产升级。但那时向银行贷款很难,跑断了腿也没用,就是不贷给你。”父亲只能跪求亲戚,最后有亲戚同意用自己的房产证作抵押,银行才放贷。

赵照从心里佩服父亲独自撑过那么一段日子。

他注意到,近年父亲抽烟变多,即便跟他聊天时都不由自主点上烟,聊两个小时,烟灰缸里已满是烟蒂。两鬓斑白的父亲逗趣说,戒烟的议程只能摆在退休后了。他知道,父亲暗示的无非是自己需要有接班的心,不能再吊儿郎当下去。

父亲原来经常跟赵照说,企业光靠一代是不够的。但当初赵照没把这话往心里去,他认为“管工厂太苦了,爸爸要熟悉每一道制作工序,但方方面面都要盯着,把自己累趴也不一定能管好”。

而在大学参与外企实践时,他观察到现代化企业当中人与人的“信任半径”是很大的,不需要总裁事必躬亲。

之前,他连父亲厂里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但今年暑假结束回波士顿之前,他多次去父亲的厂里调研。当初帮助父亲借贷度过危机的亲戚虽然早已“退出朝政”,但他很快发现了父亲亲力亲为的原因。比如亲戚有个不务正业的儿子被安插在厂里,无所事事。

在陈凌看来,家族传承涉及到的难题还在于如何将社会组织管理(家庭)和经济组织管理(企业)进行有机结合。

“将来即使接班,父亲肯定也会处理好这些问题再交给我。”但他也同时明白,如果父亲狠不下心变革,那下狠手的可能是自己。当提及“元老阻力”,赵照显出泰然,“家族企业里,元老不一定就是阻力,还是看人,”他说,厂里有个老会计跟着干了20倒挂姐多年,亲历企业走过难关,兢兢业业,从不言弃。

他觉得由奢入俭难,与其入俭,不如先让自己口袋鼓起来,以后也可以不再问家里要钱,毕业回国后帮父亲开拓海外市场。

创二代:分家用“口袋理论”,电商救传统制造

陈凌在此前的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家族企业在继任问题上,很少像西方的家族企业那样,在第二代采取兄弟姐妹合伙经营模式,而是将企业传给一个子女,然后资助其他子女创建新的公司,并建立一种互动的网络关系。

相较90后的年轻一辈,70后刘子阳当年的想法显得保守。刘子阳虽曾抱着旧思路去市场中试错,可最终还是听从父亲的建议回工厂帮忙、学习。终究他因“分家”难局离开老厂,但一直遵循着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延伸贸易,做起了跨境电商。

1999年,22岁的刘子阳大学毕业,浑身都是劲,他的父亲做暖风机起家,辉煌时年销售额过亿。“不管是去做接班人也好,或者是在一代的基础上自己去再创业也好,当时都有一种创业的心态。”

刘子阳描述当时的心理,“总觉得父亲的企业终究是父亲的,急需做出些成绩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

于是一毕业他就“头脑一热”进入完全陌生的服装业,借父亲的资金开了针织厂,没开多久就发现产品完全滞销。“满脑子都是有货就有市场,到我们真正进入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已经早过了70年代供远小于求的红利期。

于是,他只能灰溜溜回到父亲的厂帮忙。他的姐姐、姐夫比他早两年进入父亲的企业,主做外贸,而他入厂则被安排负责内销。没有网购的年代,小家电早期的经营路径很粗放,占领商场,而且是一线城市的商场。刘子阳说,“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做品牌,只会打价格战杀红眼,后来就收到同行恶意投诉,说我们坏了行业规矩,人家卖199的,你卖99,搞得大家都没饭吃。”

被同行“打击”后,他却意外发现了那时并不流行却具有规模效应的电商渠道,“随便一上去就100多万订单,于是我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到电商来。”但这一做,牵出了与姐姐之间的矛盾,电商不分内销外贸,一定程度上瓜分了属于姐姐的利益。“大家都涉及外贸业务,一些客户重合,客户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很快导致了2003年的分厂,父亲决定将儿子和女儿的利益分开。

2006年,刘子阳在第一期家业长青的班上听方太集团创始人,宁波家业长青学院院长茅理翔说“口袋论”——“就是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一个口袋的人具有相同的利益,可以一起经营。”

刘子阳和姐姐至此已变成了两个口袋。“分家”常被认为是家族财产的积累性差,导致“富不过三代”。

刘子阳很快面对两亿多销售额的瓶颈,“瓜分了66%市场后,销售额再也做不上去了。”到2007年,他搬离老厂所在的新浦镇,到30公里远的慈溪市中心租了写字楼专做创意家电的电商。在此过程中,他重新和姐姐成为上下游的关系,类似渠道商和供应商,互相扶持。

将入不惑的刘子阳有一双儿女,面对着江河日下的制造业和前途未卜的电商,他希望孩子未来能懂一些金融和资本运作,逃离传统制造业。

家业长青创始人:淡化家族制,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刘子阳毕业那年,抱着拳拳之心投入市场,年近花甲的茅理翔则跪在老母亲面前,老母亲哭着骂他是不孝子孙,富了便忘了亲兄弟。

茅理翔的四弟原是一个小厂的厂长,厂子倒闭后想进方太集团的管理层。茅理翔身为公司董事长,儿子茅忠群是公司总经理,满足弟弟的要求似乎不难,但他没有同意。

此前,茅理翔就已提出,家族企业的管理要淡化家族制,方太集团高层干部不准有自己的亲戚或者家属成员。当时,他要为儿子茅忠群接班绸缪,也为企业发展着想。

然而,这套理论跟老母亲是讲不通的。

茅理翔跪了10分钟,这一跪,成了茅氏家族企业传承与转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06年,66岁茅理翔创办家业长青学院,几乎免费给企业的二代进行培训。

同年,他从方太的管理层退出,由儿子接棒,他则自豪宣布“大胆交、彻底交、放心交”,消除外界对他可能“垂帘听政”的疑虑。

老先生初见生人时喜欢跟人握一握手。尽管视力衰退得厉害,他由两位助理引导还是跟记者握上了手。76岁的他还是很忙,坚持每个工作日去公司,给交接班的企业做辅导咨询,同时收集案例供后来者研究。每周和儿女吃一顿饭,谈论工作;周末陪孙子下一场棋,教他博弈。

他也因为退休后办校讲课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遇到过痛苦的“创一代”,子女有的不争气不能接班,有的叛逆独立不想接班。他也遇到过郁闷的二代,有个二代从天津开着奔驰车去北京接他,见面聊了几句便说,“我爸爸像你这么开明开放就好了。”

还有个45岁的二代,进企业五年了,说“父亲什么都不教我,也不肯放权”。

茅理翔跑去问二捕鱼达人豪华版代的父亲,“你为什么不交权?”

他说,“王永庆到89岁才交权,我才73岁,还是小弟弟呢。”

而两代人之间相处多数情况是——见面不说话,说话就吵架,吵架就离家。

在茅理翔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诞生了上千万家的家族企业。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世界经验来看,第一k1325代到第二代成功传承的比例只有30%,如果以每年200万家消亡为周期的话,结果令人忧心。”

于是他开始总结传承中所面临的难题,包括“舆论压力”、“家族成堆”、“元老阻力”、“兄弟纷争”、“父子分歧”、“宏观危机”等十多个。他也有意在这些传承问题前加上“中国特色”四字,中国家族企业的特点是“创业初期很团结很有活力,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排斥人才,往往情分第一,制度规则放旁边”“。所以我提出了三治模式,以法治为主,德治和情治为辅,比如党建文化、儒家文化、传统情感三者相辅相成。”

2009年5月,杭州发生富二代“70码”飙车事件。一时,许多二代们向茅理翔倾诉迷茫,有些二代留学回国后本来雄心勃勃继承家业,回国后却发现社爱情意外小把戏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将富二代说成“坏二代”、“败二代”,甚至仇富蔓延,内心顿生犹豫挣扎。

2010年9月天津达沃斯分论坛,茅理翔做演讲,“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改变人家的想法,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做法,把自己‘富’的帽子先摘掉,带上秦梦瑶和范军是啥关系一个‘创’的帽子。”很快,这股风首先吹到慈溪庵东镇上,2010年的尾声出现了全国第一个镇级创二代联谊会,主要由家业长青班06级第一期学员们联合当地的部分企二代一同组织成立。接着是2011年6月16日慈溪市工商联牵头成立市创二代联谊会,到2013年1月20日,浙江省新生代联谊会也宣告成立。

“目前在管理学里还找不到一个传承学的理论,以后能开设FMBA(Family MBA 家族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就好了。”茅理翔因此表姐到底是谁投资了两千万成立浙江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

在茅理翔看来,创二代责任非常大,他们所承担的不光是接班,同时也在经受转型升级挑战,大多数传统家族企业可能面对生死存亡的问题。创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不仅仅是某个家族的事,某个企业的事,而是一个国家的大事。

而无论“塔尖交棒”或“另辟蹊径”,继承者们的选择将会影响到一座城,乃至一个行业的兴衰更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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