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帽子”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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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东尼因为逃跑被治安官抓回,奴隶主为他特制了一副枷锁,在他身上泼油,将其架在火堆上活活烤熟。他没有惨叫,因为他的生殖器早已被提前割下来塞在嘴里,和嘴唇缝合在一起……

资本主义时代一度被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在相当意义上,这包含着文明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态的意思。然而,和资本主义时代一同出现的,有半奴隶状态的无产阶级,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状态——美洲蓄奴制下的1000多万黑奴两个半世纪的悲惨经历。

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一环,黑奴的非人遭遇不应被遗忘。这也是当我们提及“文明”“进步”这些漂亮的词汇时,应有的怀想与警惕。

世代为奴

如果美国黑人本身忘记了祖先的来时路,那么对于政治说教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就坡下驴的理想状态。但美国黑人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2016年出版的小说《地下铁道》风靡一时,再次唤醒了美国社会对恶的记忆。

“地下铁道”是对19世纪上半叶、南北战争之前,活跃在美国的黑奴解放组织帮助黑奴逃离南方蓄奴州的行动的比喻,实际上相当于过去中共地下党组织把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从国统区护送到延安去的秘密活动。

17世纪早期开始,伴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开拓,非洲黑人开始被捕捉或收购,一批批地运往美洲。1619年,首批非洲人抵达英国在北美的早期殖民地弗吉尼亚,此后黑奴贸易和蓄奴庄园经济就逐步爆发。

到17世纪中期,每年有1万名左右的奴隶被运到大西洋彼岸,而到18世纪,每年的奴隶贩运量达到6万人的高峰。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有1000万左右的非洲奴隶被运到西半球,此外还有约100万人因为反抗、自杀或染病等原因,死于航海途中。

最早几批到达北美的黑奴是契约奴,即为奴数年以后可以获得自由人身份,甚至还会有小块的土地赠予。但仅仅维持了20年左右,到17世纪40年代契约奴就彻底消失了。

1661年弗吉尼亚州通过一部法律,规定了奴隶制的永久性并且殃及子孙。美洲各处都纷纷援引这一先例,抵达美洲的黑人将世代为奴。套用清朝对世袭罔替的形象说法,他们从此成为了“铁帽子奴隶”。

奴隶的命运自然是悲惨的,《地下铁道》里讲到了大安东尼的遭遇,他因为逃跑被治安官抓回,奴隶主为他特制了一副枷锁,在他身上泼油,将其架在火堆上活活烤熟。他没有惨叫,因为他的生殖器早已被提前割下来塞在嘴里,和嘴唇缝合在一起……

作为商品、生产工具和私人财产的性质,决定了黑人奴隶无法指望获得多么人道主义的对待。怀特黑德描述了更多悲惨处境,但也不得不说,在北美这是极端情形——鞭刑惩罚是常有的事,但直接处死的情形还是比较少。

很少被处死,也一样是由其作为商品、生产工具和私人财产的性质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的,“奴隶所有者购买劳动力,是像买马一样,他失去了一个奴隶,就是失去了一个资本,必须再投资到奴隶市场上,才能把它补起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奴隶的生命会得到像对待机器或牲畜一样的保护。

两个半世纪里,运送到美国的奴隶总量只有40多万人,但生活在美国的奴隶总数则经常占美洲奴隶总数的1/3以上,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总体上被尽量保存,并且被允许繁衍后代。

但这个比例,同时证明了其余地方更加残酷的一面。在中美洲、南美洲,尤其是西印度群岛,奴隶的死亡率就非常高。由于贩奴贸易源源不断地给殖民地提供劳动力补给,奴隶在经济成本中的重要性并不高,奴隶主就会以榨尽每一滴劳动力为第一要务,而不顾奴隶的死活。

无间断的劳动葬送了数百万的非洲人。作一种横向比较,人们会发现,美国的黑奴是唯一一个可以维持正常的人口繁衍的黑奴群体。

建国以后的美国,作为“山巅之城”,有一种来自宗教意识形态的道德压力,因此废除奴隶制的讨论在18世纪末期曾经非常火热。但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了高效的轧花机,使得美国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棉花产地之后,来自道德的声音就被经济理性压了下去。此后一直到南北战争,奴隶解放只能是一种秘密行动。

杀死良知

奴隶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终结,是20世纪中期的事情,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当人类自诩文明的发展到达一个高级状态的时期,为什么却如此广泛地存在对同类的压榨与虐待?奴隶主们是如何卸下来自内心的道德压力的呢?

这并不难,为恶行寻找正当的理由,恰恰是人类文化擅长的工作。正如犹太人被认为是叛徒的后代从而世世代代受到歧视和剥夺一样,黑人被认为是圣经中挪亚之子含的后代。挪亚赤身醉酒而眠,他的儿子含看见了却没有过去给父亲盖上被子,因而就受到了父亲的诅咒。在宗教文化笼罩一切的时代,一个种族被认定是不义者的后代,在文化权利上自然就低人一等。

不过,文化上的因素只能成为歧视黑人的理由,而不能成为奴役黑人的理由。把一部分人变成奴隶,传统上依靠的是“本质主义”的理论支持,即认为成为奴隶的人,本质上与奴隶主或自由民不同,不配享受人一样的对待。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智力和道德“双低下”,而我们知道,智力和道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因素,“双低下”的人与其说接近于人,不如说接近于动物。既然是动物,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存在所谓道德压力了——你会因为骑马、吃肉而羞愧吗?

“本质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潜意识下的强者认同,也是奴隶制在历史上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直接把奴隶和野兽等同。他说:“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假如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那么奴隶也可以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或者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在奴隶主阶级和自由民的意识里,优良的生活与奴隶无关,而优良的生活正是公平正义的生活。

西方现代化,是与科学发展进程相伴随的。黑人遭受奴役的时代,已经逐渐进入“科学昌明”时期,可惜黑人没有受到科学的眷顾,反而被科学证明其为奴的“应当应分”。

1775年德国人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首次提出了人种划分概念,把全球人类划分为高加索人种、尼格罗人种、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依据的仍然是“本质主义”。

同时他认为,高加索人(即白人)是纯正的人,而其余都是退化的人。退化就意味着向动物的靠近,所以作为尼格罗人的非洲黑人,遭受奴役的宿命就得到了“科学”的支持。1785年,德国人康德在《什么是人种》中,再把人种划分哲学化,“人种理论”就更加堂而皇之了。

就在这个时段上,美国已经独立,关于奴隶制是否道德的讨论正在发生,奴隶主们无疑受到了“科学”的鼓舞。

最终,废奴主义者的全面溃退,是在1793年轧花机发明之后。事实证明,所谓文化、科学、意识形态均是借口,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以及利润的驱使,才是蓄奴“正当”的真正原因。而由于在奴隶制上叠加了资本积累和循环这种现代动力,蓄奴制造成了比历史上“纯种”的奴隶制更为惨烈的人道灾难。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科学可能成为恶行的工具这一现实。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面世,对于蓄奴制仍然是一剂强心针。随后出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在黑奴解放以后仍然支持着歧视政策的发展。

无心反抗

黑格尔说,奴隶之所以被压迫,不是因为他是奴隶,而是因为他放弃了斗争

确实,两个半世纪里,人们几乎难以发现黑奴集体反抗的历史痕迹。在北美,只有弗吉尼亚州爆发了1831年由塔特·特纳领导的黑人起义,规模很小,在杀死了60个白人以后就被镇压了。蓄奴制绵延两个半世纪以后,还是由于南北白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恩赐式地被废除。

黑奴放弃斗争,原因非常复杂。

一是他们被猎取或者购买时,就是来自撒哈拉以南被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非洲领地,部落之间很少沟通,因而互相语言不通,甚至彼此敌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黑人是被其他部落的黑人捕捉并贩卖给白人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先天上难以进行有效的联合。

二是被运到美洲以后,他们被分散在不同的农场或种植园,而且在行动自由和文化习俗上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彼此串联。在特纳起义之后,对黑奴进行任何形式的识字教育都是违法行为。他们更不可能受到权利思想的启蒙,主体性和共同体意识也被各种白人制定的规矩压制着。因为后天的苛刻控制,他们反抗意识的发展被限制了。

三是黑人版的“阿Q精神”自觉掐灭着斗争的火焰。奴隶们内部有自己的文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黑人圣歌,这种圣歌在解放后衍生为感伤乐曲和爵士乐,但也仅仅是感伤而已。圣歌未能承担起号召斗争的功能,反而在吟唱之后获得相对的心理平静

黑奴也有自己的寓言和民间传说,但正如《美国种族简史》指出的那样,“和古希腊那位奴隶伊索创作的寓言所不同的是,美国黑奴讲述的故事一般都体现出弱者和谦卑的人战胜强者、傲慢者和蛮横者这类主题”,这恰是弱者通过文化进行自我麻醉的表现。

对“黑奴为什么不反抗”的讨论,和另一个更加宏大的命题其实异曲同工,那就是“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知道黑奴是被林肯解放的,而林肯可能就是美国在思想上最接近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者了,因为他提出过“民治、民有、民享”。但他很快被刺杀,正隐喻着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无法生存。

加里·纳什在其名著《美国人民》中,曾分析过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美国的工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种族和宗教差异让他们无法联合;来自同一国家的工人又常常聚集在同一行业,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人缺乏联系;即便同一行业或企业中有一部分人—比如意大利人想要罢工,但叙利亚人和波兰人却可能对工资表示满意而拒绝参加;不同来源的移民工人之间还彼此不和,同时工厂主也会雇用一部分人,专事分化工人。

我们会发现,这和黑人缺少斗争意识和实践的原因非常类似。通常认为,美国是移民的理想家园,是各色人等向往的应许之地,是发财之梦的变现场所。

然而在这些美妙词句的背后,有着更加深刻的真相。正是源源不断拥入的移民,使得这个国家可以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为了生存,每一批新移民都愿意接受比旧移民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待遇,让美国获得了最廉价的人力资本。而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又让这些人群变得特别温顺,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加以控制,而不存在欧洲大陆那种大规模罢工、捣毁机器甚至爆发革命的风险。认识到这一奥秘,将对我们理解美国历史颇有助益。

作者 | 南风窗副主编 李少威 lsw@nfcmag.com

新媒体编辑 | 荣智慧 rzh@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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